认知书院

    

    书院是汉族民间教育机构。开始只是地方教育组织，最早出现在唐朝，正式的教育制度则是由朱熹创立，发展于宋代。原由富室、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或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当时，著名的书院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江西上饶的鹅湖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的石鼓书院、河南登封太室山的嵩阳书院等。后由朝廷赐敕额、书籍，并委派教官、调拨田亩和经费等，逐步变为半民半官性质的地方教育组织。仁宗庆历年间，各地州府皆建官学，一些书院与官学合并。神宗时，朝廷将书院的钱、粮一律拨归州学，书院一度衰落。

 

 

名称沿革

书院，是东亚古代教育制度有别于官学的另一种教育系统。

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是：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明代无锡有“东林书院”，曾培养了杨涟、左光斗这样一批不畏阉党权势、正直刚硬廉洁的进步人士，他们被称为“东林党”。

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开始于唐朝，为开元六年（718年）唐玄宗在东都洛阳的丽正书院。宋代书院的兴起是始于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特别是庆历新政之后，在北宋盛极一时。这时候出现了四大书院的说法。到了南宋更盛，各延大儒主持，成为理学书院。

元朝时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专讲程朱之学，并供祀两宋理学家。明朝初年书院转衰，直到王阳明出，书院再度兴盛。随后书院因批评时政，遭当道之忌，明世宗、张居正皆曾毁书院，尤其是东林书院事件，魏忠贤尽毁天下书院，书院乃大没落。

满清入主中国，对书院所保存的元气，犹有余悸，继续抑制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式明令各省建书院，改采鼓励态度，书院渐兴；惟不分官立私立，皆受政府监督，不复宋元时的讲学自由。清 王枚《睢州志·公署》：“今之州署为旧时洛学书院。书院创于雍正时刘公蓟植，后没于水。道光时马公移建于署西袁氏（袁可立）宅，与州署邻。”

直到庚子后新政，庚子诏令将全国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书院制度瓦解。

自民国年代起在香港、台湾均有不同学校称作「书院」，但已与古代的书院有所出入。

香港中文大学是香港唯一「书院联邦制大学」，所有学生及教职员除了有各学术学科上之学院（Faculty），尚会各自隶属其中一间「书院（College）」；书院负责专业学科以外之事宜，如通识教育、宿舍、辅导、奖学金等。

①、中央官府设立，用于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的机构。

②、民间设立，供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从宋朝开始，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正式形成。

③、也有叫书屋的，如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

1．唐代：中书省修书或侍讲的机构。玄宗 开元 六年，乾元院改号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置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辑经籍、搜求遗书、辨明典章，以备顾问应对。参阅 宋王溥《唐会要》卷六四，《新唐书·艺文志一》、《百官志二》、《张说传》。

2． 宋至清：私人或官府设立的供人读书、讲学的处所，有专人主持。宋 代书院以讲论经籍为主，其中最有名的有白鹿、石鼓(一说为嵩阳)、应天、岳麓四大书院； 元 代书院遍及各路、州、府； 明 清 书院更多，但多为习举业而设。清光绪二十七年后，改全国省、县书院为学堂，书院之名遂废。参阅 宋王应麟《玉海·宋朝四书院》、 宋洪迈《容斋三笔·州郡书院》、《元史·选举志一》、《清史稿·选举志一》。

发展历史

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遂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是实施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制度萌芽于唐，完备与宋，废止于清，前后千余年的历史，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北宋时，以讲学为主的书院日渐增多。南宋时随理学的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宋代最著名的有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书院大多是自筹经费，建造校舍。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以自学为主。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

明代书院发展到一千两百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办书院。一些私立书院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所。最著名的有江苏无锡东林书院。明朝统制阶级曾先后4次毁禁书院，然而书院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多次毁而不绝，在严酷的政治压迫下，书院师生宁死不屈。东林书院的对联写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清代书院达2000余所，但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如张之洞在武昌建立的两湖书院、广州越秀书院等等。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

历史沿革

唐代书院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分官私两类。私人书院最初为私人读书的书房，唐贞观九年（635）设在遂宁县的张九宗书院，为较早的私人书院。官立书院初为官方修书、校书或偶尔为皇帝讲经的场所。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将乾元院改名为丽正修书院。十三年又改为集贤殿书院。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于五代末期基本形成，主要培养学生参加科举考试。

宋代书院

北宋初年，私人讲学的书院大量产生。陆续出现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石鼓、茅山、象山等书院。其中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到仁宗末年，北宋前期较有影响的书院全部消失。熙宁四年（1071）朝廷直接向州学派出教授，以削弱书院和县学。七年将有教授的州中书院并入州学。南宋初期，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学者开始修复书院，并成为学派活动基地及讲学的场所。理宗（1224～1264）即位后，将理学定为正统学说，书院教育成为朱熹等理学大师的遗产被官府继承。景定元年（1260）起，正式通过科举考试或从太学毕业的官员才能成为每个州的书院山长，朝廷借此控制书院。

元代书院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世祖首次下令广设书院，民间有自愿出钱出粮赞助建学的，也立为书院。后多次颁布法令保护书院和庙学，并将书院等视为官学，书院山长也定为学官，是书院官学化的开始。元代将书院和理学推广到北方地区，缩短了南北文化的差距，并创建书院296所，加上修复唐宋旧院，总数达到408所。但受官方控制甚严，无书院争鸣辩论的讲学特色。

明代书院

明初时，宋元留存的书院，多被改建为地方学校和社学。成化、弘治以后书院逐渐兴复。嘉靖十六年（1537）明世宗以书院倡邪学下令毁天下私创书院。十七年以书院耗费财物、影响官学教育再次禁毁书院。到嘉靖末年，内阁首辅徐阶提倡书院讲学，书院得以恢复。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掌权，在统一思想的名义下下令禁毁全国书院。其去世后，书院又开始盛行。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下令拆毁天下书院，造成了“东林书院事件”。崇祯帝即位后书院陆续恢复。期间书院总数达到2000所左右，其中新创建的有1699所，出现了陈献章、王守仁等学派。明朝的书院分为两类：一种重授课、考试的考课式书院，同于官学；另一种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各学派在此互相讲会、问难、论辩的讲会式书院。后者多为统治者所禁毁。

清代书院

清初统治者抑制书院发展，使之官学化。顺治九年（1652）明令禁止私创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各省城设置书院，后各府、州、县相继创建书院。乾隆年间，官立书院剧增。绝大多数书院成为以考课为中心的科举预备学校。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则令书院改为学堂，书院就此结束。清代书院分为三类：其一中式义理与经世之学；其二以考科举为主，主要学习八股文制艺；其三以扑学精神倡导学术研究。

香港书院

香港中文大学是全香港唯一实行学院和书院制并行的大学。学院负责“学科为本”的教学，书院负责“学生为本”的教学，通识教育多由书院承担。香港中文大学由新亚书院（1949 年成立)、崇基学院(1951 年成立)、联合书院(1956 年成立)组成，其后逸夫书院于 1986 年成立。书院制是中文大学保留传统血脉的筋络，是秉承精神气质的标签，更是教职工和学生归属感的象征。 可以说，是四个书院各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和精神气质，造就了中文大学今天的成就和名望。

香港中文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分别隶属于新亚、联合、崇基及逸夫书院。每个书院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崇基学院比较看重基督教文化，新亚书院则比较看重文史哲，看重中国文化。四个书院皆十分重视学生的 “成人”教育。如新亚书院就十分重视促使学生在德、智、体、群、美各方面均衡发展，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求知的兴趣、敏锐的触角、冷静的分析以及团队精神。逸夫书院的通识教育，特别强调学生要走出自己专业的局限，学会欣赏和了解其他学科的观点，开阔视野，重视让学生在学习参与及各类活动过程中体悟人生，培养良好的个性品格。联合书院则一直强调通识教育与专才教育并重，其通识教育的三大目标，即自我认识和价值观念的建立，学问领域的均衡汇通，独立思考和处事应变能力的提高。岳麓书院

商丘应天学院一个书院就是一个大的宿舍区。来自不同学院、不同年级的学生们在这里学习、竞赛、娱乐、生活。书院有自己的通识教育学分，学生们经常在不同的活动中得到这些学分。各个书院经常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有的是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素质，做好充分的准备面对社会，比如面试工作坊、写作培训班、社交礼仪讲座；有的邀请各界名人来学校演讲，让学生们更了解外面的世界。在校庆或者院庆的日子，一般都有庆祝活动，学生们积极参与策划筹备，学校、学院的凝聚力和学生们的自豪感在此时最能得到体现。 作为居住生活的场所，书院为学生营造了一个小型的学习生活环境，增强了学生间的交往，有利于形成集体合作的氛围，对学生的性格养成、学术兴趣、价值取向等会产生积极影响；书院精细的管理、完善的设施为学生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利于对学生开展专业知识知识以外的能力素质培养。

书院还设有学长制度。 对内地学生而言，内地或香港学长担任辅导学长，协助新生尽快适应香港的生活及学习模式。书院把不同的年级和不同的学科背景的学生们融合在一起，借此开拓他们的眼界。香港中大在亚洲独有的书院教育，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作用非常大。香港中文大学书院和学院并行的内部架构设置，立足于学校自身对高等教育的理解。既师承了中国古代书院传统办学思想，更借鉴了欧美等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耶鲁大学的教育理念和学校精神，以及承载这种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精神的大学内部设置，在香港大学和我国内地大学设置中独树一帜，特色鲜明，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更加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对外交流

书院走向世界起始于明代。正统四年(1439)也即朝鲜世宗二十一年，朝鲜李氏王朝君臣借鉴中国宋代的书院制度发展其教育事业，实为书院输出的重要标志。

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唐宋以来，它为中国的教育、学术、藏书、出版、建筑等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思维习惯及伦常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过重大贡献。

而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为传播中华文明，并促进这一文明与当地文化的结合，进而推进世界文明的向前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书院制度向域外输出的起始时间，尚难断定。以今日疆界而论，唐代所辖有今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越南等国部分领地；元代所辖有朝、俄、蒙及锡金、不丹、缅甸、泰国等国部分地区，明代有俄、锡、不、缅等国部分地区。永乐五年至宣德二年(1407-1427)曾收安南入版国，置交趾布政司；清代所辖曾有俄、蒙、哈、吉 、塔、缅部分地区，因为这部分地区处于当时中央政权的领导之下，皆有可能和内地一样一体推行书院制度。另外，像日本等周边国家，自唐代派遣使节到中国以来，书院制度也随时可能输入。以上两种可能，唯无确凿材料证明，皆只能归于存疑，可以不论。

海外书院的分布范围，主要是东亚、东南亚这一中国文化圈内。如朝鲜半岛，历史上曾有过六百七十所书院。日本书院也很多，仅笔者所知就有刀江书院，明治书院，开明书院，汲古书院、高桐书院、东方书院、日光书院等等。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明诚书院 (1729)，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五福书院(1819)，南华书院新加坡的萃英书院(1854)、养正书院等，都很有名。此外，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城有圣家书院(又名文华书院)创建(1732)，在美国旧金山有大清书院创建。如果说书院在东亚、东南亚流传是因为传统的东方文化的培植，那么它在欧美的立足则说明：在西方文化圈中它们可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海外书院的创建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寓居海外的华人，这些人因为侨居异国他乡，在异族文化的氛围中，常有一种飘浮无根之感，对母体文化有一种执着的依恋，于是就兴办起很多以传播中华文明为首务的华侨书院。

海外绝大部分书院的创建则是外国人，这些外国人之所以移植中国书院于其国土之上，概而言之，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吸收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将其视作一种传播文化的管线；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本身也成为当地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完全本土化，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在朝鲜李氏王朝四百余年间的经营，使书院遍布南北各地，直至今天，朝鲜一千元的纸币上还印着陶山书院图案和在院中传播朱子学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李冕的画像。在日本，江户时代称作书院的学校就有佐贺藩多久邑的鹤山书院、多度津藩的弘滨书院、大沟藩的腾树书院、大洲藩的止善书院、大阪的德书院、和田藩的育英书院、弘道书院、时习书院、崇德成章书院、温故书院、博文书院、尚德书院等十余所。除了教学之外，书院的出版功能也得到了强化，刀江、明治等几所书院都是在今天仍在出版图书的书院。如东京明治书院，从其院名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创立于当时中国清代后期的明治时代(1868-1911)，它在昭和四年(1929)出版过岛地大等人的《天台教学史》 ，三十九年(1964)又出版了川口久雄的《平安朝日本汉文学史的研究》一书的增订版，四十六年(1971)出版利光三津夫的《律的研究》。东京善邻书 院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中文学校，则以传承中国书法为重要任务。书院的创始人宫岛大八(又称宫岛咏士)，光绪年间留学中国，追随某师张裕钊游学保定莲池、武昌鹿汉、襄阳鹿门等书院共八年(1887-1894)，深得其书法之道。回国后在东京创建书院，致力于中日友善事业和弘扬其师技法，终成日本一大书法流派。八十年代，善邻书院曾组团到北京、保定、武汉等地进行张氏师生书法艺术展览。1986年8月，日本的上条信山和中国的启功先生还在莲池书院合作创造了“张裕钊宫岛大八师生纪念碑”。1987年4月，裕钊重孙张瑞娴女士又在东京设立“张裕钊宫岛大八纪念室”，续写中日书院书法技艺交流新篇章。

外国人移植中国书院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将其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管线，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城的圣家书院。圣家书院亦名家修院，又名中国学校(Collegiodei Ch inesi)中国人则称其为文华书院，它的创始人是马国贤(1632-1745)。马国贤原名Metteo Ri pa，意大利天主教布教会(一作传信部)教士，康熙四十八年底(1710.1)抵达澳门，次年奉召北上，以画家身份进宫，成为中国皇宫画师，以长于雕琢绘塑而得康熙皇帝器重。他热心传教，并主张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康熙六十一年(1722)，在北京为罗马布教总会设立了第一个机关。次年，雍正皇帝登基，他请求辞职回国，得到批准之后，遂于十月(1723.11)带着谷文耀等四名中国学生西行返国。回国八年之后，他终于征得罗马教皇同意，在那不勒斯创建培养中国人的书院，自任总管，直至1745年(乾隆十年)逝世为止，可谓将毕生精力奉献于书院建设。

书院最初以专收中国留学生为目的，后来兼收有志到远东传教的西方人、土耳其人。经费由教会负责，学生毕业后授予学位。书院自创办至1868年(同治七年)被意大利政府 没收，历时一百三十七年(1732-1868)，前后总招收中国学生一百零六人，其中还不包括186 8转学的三人。据记载，同治(年)以前中国赴欧洲留学的共有一百一十三人，其中九十一人( 不包括同治后去的十八人)在该院肄业，占这一时期留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一，余下的 百分之十几则散居意大利罗马、葡萄牙里斯本、法国巴黎等地的学校。从以上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圣家书院在早期中国留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与圣家书院类似的还有日本东京的亦乐书院，它是日本明治三十二年(1899，即清光绪二十五年)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创建、专门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机构。其时日本已经完成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并刚刚将大清帝国打败(1895)。甲午战败，使中国知识阶层普遍感到非学习西方开始近代化进程不可，同文同种的日本自然成了当年中国人学习 西方的榜样，他们纷纷东渡扶桑，开始了救亡国图存的探索。亦乐书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 运而生的，它是中国人透过日本人学习西方，以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机构。当时留学“东洋”的中国人很多，类似这样的书院在日本各大城市都有。兹以东亚同文会创办的东京同文书院为例，介绍此类书院的运作情况。

东京同文书院当时制订了“章程”，分名称、宗旨、体制、肄业年限等十章，共三十七条。书院以“专招清国留学生，授以各专门学校预备之课程”为宗旨。设院长、总教习、干事各一员，学监、书记若干员，共同管理院务。学制二年，每年分三个学期。课程有修身、日语读法，日本语会话、日本文法、算学、英语、体操、翻译、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等科。考试分学期、学年、卒业三种，每科成绩以一百点为准，每学年“统将学期点数合算，以每科均平得五十点以上，总算均平得六十点以上者则为合格。否则落第”，学费、杂费皆由学生自负。以上这些规定，皆类近代中国学校之制，海外书院对中国学制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走出国门的书院，从本质上讲，只是这一制度的输出或者说移植，它和本土的学院血脉相承，其基本的文化功效保持不变，但由于受移植时代、移植地区、移植人及其移植动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它和本土的书院又有着很多区别。一般来讲，这种区别依其大小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在华侨聚居区，由华侨创建的书院因为建院的主要目的是使侨胞及其子弟不忘根本，它和本土书院没有太多区别。在中国文化圈内的东亚地区，处在吸收中国文化的时期，其所创建的书院，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本土人看齐，但又不乏特点，如韩国书院的注重祭祀、日本书院的强调刻书出版等。而当这些地区转而学习西方时，它为中国留学生建立的书院就与当地受到西方教育制度影响的学校更接近了。上文提到了东京亦乐书院就是这样。在西方由西方人建立的书院，如意大利的圣家书院(文华书院)，它的建立是为学习西方文化的中国人提供服务，其内容形式离中国本土书院的距离相对来讲就要远一些。

在中国书院走向世界的征途中，“东国”朝鲜处于特殊的地位，也作出了特殊贡献。

书院与赫曦台

冯雁军

古时著名的四大书院为：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

岳麓书院始于五代后周的僧人办学。宋太祖开宝九年(976)正式创立，清末相继改为学堂、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朱熹、王阳明等众多名家在这里传道授业，学制变革时期涌现了谭嗣同、梁启超、陈宝箴一大批著名师长，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影响了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也都曾在此求学，青年毛泽东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从事革命活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故世称“千年学府”。

今天，千年学府的教育体制已经发生变迁，而书院原址则作为文物被完整保存了下来，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古建筑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书院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而爱晚亭、自卑亭、风雩亭、吹香亭、赫曦台等园林建筑与人文景观，在展示其书院文化博大精深之余，更渲染了它闲情逸致的士人风格。这些古建筑中，赫曦台是个很值得玩味的地方。

赫曦台从建筑的形式上来讲，属于湖南地方戏台。平面呈“凸”形，石砌台基，居高开阔。前部单檐歇山与后部三间单层弓形硬山结合，青瓦顶，空花琉璃脊，挑檐卷棚，颇具地方特色。台柱和墙壁上有《老子出关》等戏曲故事的对联和堆塑，最吸引人眼球的是左右内壁上一丈余高，走笔如龙的“福”“寿”二字。

这两个字里有个传说。早在唐代，乡举考试后，州县长官要宴请中了举子的人。宴会上要唱《诗经·小雅·鹿鸣》，跳魁星舞，所以这个宴会也称之为“鹿鸣宴”。如果参加过鹿鸣宴的考生在60年后再次赴宴与新科举人同乐，那就叫重赴鹿鸣宴。清嘉庆十二年(1807)罗典重赴鹿鸣宴这天，岳麓书院特别热闹，名门望族、达官显贵及门下高徒都来道贺，吟诗歌赋，畅古言今，尽显自己的才华。大家正玩在兴头上，一位鹤发童颜、脚蹬草履的道者前来凑趣。众人见是无名老道，纷纷轻薄戏谑，要他写几个字看看。老道看出这儿不是容人之地，欲含怒而去，却被人拉住：“斯文之地，岂能容你愿来就来，想去就去。”此时，道人反而不气了，操起大扫把，伸入黄泥中，瞅准赫曦台一壁白墙，“刷刷”两下，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写下了一个丈余高的“寿”字，然后扬长而去。一个个被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再看那字，健笔如龙，力透骨肌，非凡人所为，于是传为仙迹。此后，罗典曾托人四处寻访仙踪，但不知下落，为了弥补过失，也为了对称，罗典亲自在对面的壁上补写了一个“福”字，但这个福字的笔力就大不如寿字了。

赫曦台从初建时起，就与休闲娱乐结下不解之缘。清代，这里则成为学子们最重要的课外活动场所，还经常演出戏剧，进行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展示过各种文化的祥和与辉煌。

由此看来，古时的高等学府里，人们的读书求学生活，也大抵不完全是寒窗苦读。